季为民 刘博睿 | 中国特色新闻学2021年研究综述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1期“2021 年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专栏。

作

者

季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刘博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2021年,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相关研究围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理论构建、新闻教育以及中国特色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展开，呈现出重视基础研究、理论建构规范性强以及具有反思性的特点。未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应对标 “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在学科建构、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建设上不断完善，发挥新闻学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理论创新；新闻教育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上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 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习近平，2016）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当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21年，学术界针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在一些领域进行了富有张力的讨论，在学科合法性、理论构建、教学体系建构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一些领域也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观点，这些成果对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内涵，完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2021 年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主要观点

（一）多角度论证使学科合法性问题得到系统阐述

2016年起，“中国特色新闻学”在学术界逐渐热络，有关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合法性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否存在产生了质疑，也有不少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回应。2021年，有关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仍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学者们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学科生成背景以及中国特色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随着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法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1.  直面质疑，多角度论证学科合法性

针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合法性的质疑，研究者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角度进行了回应。有研究通过回溯学术史，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研究从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联系的角度，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法性基础（季为民、刘博睿，2021）。

在新闻学术史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以及中国特色新闻学三者有所区别又联系紧密。针对这三者的关系，有研究根据从“观”到“学”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演进，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偏重教育培训和实践的语境，“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侧重于学术，“中国特色新闻学”偏重于学科的观点（齐爱军，2021）。从体系发展和传承的角度，有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演进逻辑，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理论体系经历了从党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体系向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演进（季为民等，2021）。也有研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质，是构建有主体性和学理性的中国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主体性体现在它要进行中国实践，提出原创理论，服务中国发展（胡钰，2021）。

2.  通过探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生成背景，进一步论证中国特色新闻学产生的必然

在解读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合法性的基础上，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生成背景，在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赋予历史和现实的厚度的同时，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特色新闻学产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有研究从新闻学本土化的历程出发，以中国新闻学与世界新闻学的“地理渊源”为背景（刘洁、高坤，2021），从中国新闻学与世界的关系来论证中国特色新闻学生成的必然性。还有研究分析了当代中国特色新闻学产生的紧迫性和必然性（胡钰，2021）。

3.  多元解读“中国特色”，深化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内涵

如前文所述，有研究认为“中国特色”是构成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合法性的关键要素，在相关研究中，不同学者从多元的视角对“中国特色”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明晰中国特色新闻学概念的同时，也深化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内涵。

有研究纵观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新闻学从一开始显示出的特点就与西方新闻学不同”，“中国新闻学注重媒体的文化启蒙、革命宣传、民众发动和社会变革功能。每一阶段中国新闻学思想成果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人民而奋斗的思想求索与政治斗争相依而行，都体现出鲜明的为救亡图存、人民解放、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服务的经世致用的特征”（郑保卫，2021a）。

也有学者从更加多元的角度，更加详细地解读了中国特色，有观点指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发展的根本逻辑变化的时代特色，贯穿百年发展历程，在文化交流中探寻学科主体性的文化特色（周勇，2021）。通过对“特色”的拆解，有观点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中国”包含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和制度”两重内涵，而特色则包含马克思主义实践脉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独特的学科属性四个维度（叶俊，2021a）。此外还有学者从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历程、中国文化传统与党的领导等多方面对“中国特色”进行了全面的解析。

4.  批判视角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不同的解读方式

批判研究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提出和发展为批判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与之相应，批判研究也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独特的解读视角。相关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批判性角度出发，讨论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批判性，具体分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批判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对象等问题。

有研究从历史中检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批判内涵的生成路径，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有没有批判性”开始，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批判路径：实践中的“战斗性批判”和理论中的“学理性批判”。在此基础上，依据现实阐明其在新时代的批判立场和批判对象，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在新时代的批判性拓展（胡钰、石文婷，2021）。这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批判研究提供了思路。还有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必然要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一体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生活形式一体化的“三体霸权”过程及后果作出全面回应和突破性、超越性思考（陈鸥帆，2021）。

（二）整合历史与现实，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构建

针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构建问题，相关研究整合了历史与现实要素，从党的新闻思想发展历程、当代新闻思想发展路径以及范式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值得注意的是，“实践”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构的独特要素，也成为2021年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

1.  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的紧密联系，构建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传承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是中国特色新闻学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深入挖掘和研究，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构架提供了更加紧密的理论联系和历史传承。2021年是建党百年，诸多有关党的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在这一年集中涌现，为丰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历史厚度和理论深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宏观角度，有研究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百年发展进程，提出“政治家办报”“党报要成为‘思想中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及“党媒姓党”“人民至上”“党性人民性相统一”是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核心与精髓（郑保卫，2021b）。有研究从新闻哲学、信息传播、新闻业务和社会科学等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童兵，2021）。从体系建构的角度，有研究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规律归纳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发展经历的“萌芽探索、实践成熟、曲折前行、改革发展和理论创新”几个阶段（季为民、李斌，2021）。

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有研究结合党的新闻思想演变历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概念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历了从新名词到学术再到政治术语的演变过程（邓绍根，2021）。还有研究分析了苏联新闻思想对中国新闻学术发展的影响，总结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历史脉络（叶俊、刘佳，2021）。将视角转向当代，有研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思想的引领与新技术倒逼之下中，党的新闻实践理论创新取得了诸多发展（叶俊，2021b）。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成果概括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把握时代性、掌握规律性；四向四做、守正创新”等方面（雷跃捷、王娜，2021）。

2.  理论建构：关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走向和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体系，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了基本的理论系统，中国特色新闻学也在探寻具有自身特点的理论逻辑，相关研究也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路径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有研究结合新闻理论的发展趋势，将中国新闻理论的走向分为了“保守派”“改革派”和“革命派”，认为当前新闻理论研究需要从中国经验出发，展开具体深入系统的探究（杨保军，2021）。还有研究从中国特色新闻学自身的特性出发，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新闻活动提供有别于西方新闻学的另一种解释，提出“人民性新闻立场、有机性新闻参与、正向性新闻效果、伦理性新闻技术、人文性新闻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特有的内涵，体现了新闻活动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理念、姿态与效果（胡钰，2021）。有研究从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要遵循特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其理论来源则包含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研究传承、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理论体系的推陈出新、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扬弃和吸收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自然科学相关成果的融合等诸多方面（季为民、刘博睿，2021）。

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叙事构建层面，有研究通过观察过去五年新闻学的重塑与转向，提出传媒业态的变革刺激了新闻学的发展，助推其主体性自觉（张涛甫、易若彤，2021）。从党的新闻思想体系发展的角度，要更加关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到中国特色新闻学这一转变过程中“知识生产空间的变化”，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世界叙事”和“中国叙事”（齐爱军，2021）。

3.  范式建构：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范式特色

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范式的探索，是2021年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重要一环，有关研究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历史传承出发，思考了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的独特范式。有研究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范式具有四种基本属性，即作为宣传、作为商品、作为专业和作为交往（曾庆香、杨小雨，2021）。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中国特色新闻学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原则，有研究通过分析“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表述的历史演变，总结了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生成逻辑和范式转换的历程和特征，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话语建构，实现了对臣民话语、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的批判、扬弃和超越，实现了政党与社会的联结（齐爱军、齐琳珲，2021）。此外还有研究围绕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语境——命题意识，讨论当前中国新闻学研究语境生成的困境和路径，提出要以“传播力”构建作为重要的考量来构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中心命题（姜华、张涛甫，2021）。

4.  “实践”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构建的焦点

有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学的发展经历了“党报之学”“政治运动之学”“新闻事业之学”和“新闻之学”四个历史阶段（李秀云，2015），专业化、规范化、学术化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不过中国新闻学存在着“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在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在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和理论深度的同时兼具对现实的关切，成为重要的议题。因此，“实践”就成为了2021年研究的焦点，以实践为导向，也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范式等理论构建各环节的重点内容。

在学科体系建设的宏观层面上，相关研究在讨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法性、研究逻辑、理论来源等方面时，多次提及历史上和当代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都是中国特色新闻学重要的发展动力和理论建构基础（季为民、刘博睿，2021）。在一些具体领域，有研究者立足当代情景，通过勾连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不同角度，指出随着技术革命的冲击、媒介实践的变化以及新闻学与社会关系的演进，中国新闻学需要通过实践转向探索研究范式的创新进路（姜红、印心悦，2021）。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研究中，“实践”同样得到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在解析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特征时，将实践作为重要的考察路径，指出人民的概念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人民性概念由群众性概念生发而来，并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与党性联系在一起（王润泽，2021）。还有研究围绕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中的争鸣与实践展开讨论，以“新闻与宣传”“党性与人民性”等概念的证明与实践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进程（李林容、陈成，2021）。

数字传播时代，对中国特色新闻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数字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创新要坚持实践为先的原则，做好理念革新、实践创新、业态更新，在普遍中求特色，为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提供中国方案（张垒，2021）。

（三）着眼立德树人，探索中国特色新闻教育发展路径

新闻教育是新闻学术和新闻实践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国特色新闻学不断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对中国特色新闻学教育路径的探索中，有关学者将当前教育教学、思想政治等领域的关键概念与新闻教育相结合，为探索中国特色新闻教育体系提出建议。

有研究认为，立德树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提出从育人功能角度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回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三个问题（王仕勇，郑保卫，2021）。

近年来，“新文科”建设成为中国特色文科人才培养的焦点议题。有研究将“新文科”建设的要求与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相结合，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认同中华文化传统、中国实践经验并建立理论自信，要强化价值引领，立足国情，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教育（程曼丽，2021）。

随着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新闻教育体系的构建也在很多高校蓬勃开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相关实践中，一些学校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课程思政开展实践，如从接受理论的视角出发开展马克思主义课程思政实践（欧勤扬、赖黎捷，2021），将课程思政和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内容融入新闻实务教学，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和课程思政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性等（常启云，2021）。还有一些院校将数字媒介为新闻形态带来的变革与中国特色新闻学教育相结合，围绕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的现状，提出“技能、智识、德性”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学术研究带动人才培养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体系构建路径等（周勇、郝君怡，2021）。这些实践成果都为中国特色新闻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以及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的不断完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与本学科其他领域和相关概念相联系，助力新闻学整体发展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发展，离不开同新闻传播学其他相关领域的密切互动和交融。2021年，不少研究将新闻传播学的一些经典概念融入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之中，在不断扩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外延的同时，也通过不同理论、概念之间的互动丰富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角，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提供助力。

建设性新闻作为近年来较为热a门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展现了较好的本土适应性和研究潜力。有研究探索了建设性新闻在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领域的适应性、本土化路径及价值（陈功等，2021）。

典型报道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实践模式，对当代新闻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研究以1942—1948年《晋绥日报》的典型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典型报道的产生背景、话语实践和意义建构等问题（孙宝琴、常志刚，2021）。还有研究以延安时期对吴满有的典型报道为案例，从整体性政治逻辑来把握作为微观新闻样式的典型报道（袁欣远、李海波，2021）。

数字新闻学的兴起与发展，为数字新闻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范式，也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数字新闻学研究和对新理论范式的探索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张杰，2021）。

舆论学是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提出当代中国特色舆论学，要以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为指导，以国家治理与全球数字领导力构建为指向，构建包含舆论研究的八个基本要素和四个主要层次的理论体系（李彪，2021）。对外宣传问题也是当前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关注的议题之一，有研究指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对外宣传体系，需要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在研究和开展对外宣传时，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形成自己的范式和知识体系（李希光，2021）。

二、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以看到，2021年中国特色新闻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学科建制、理论构建、教学体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综合来看，2021年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通过多角度的论证，在学科合法性和理论来源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有不少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将着眼点放在学科合法性、理论建构等学科基础建制方面。有的出于对学科合法性质疑的回应，有的出于对学科建制化发展的思索，还有的从党的新闻思想、数字化媒介环境以及其他相关视角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法性和理论来源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与论证。通过这些论证和近几年来相关研究的积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法性和理论来源等学科建制的基础问题已经基本得到厘清。中国特色新闻学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2016）的愿景要求中逐渐“落地”，开始向建制化、体系化方向发展。这些基础问题的解决，为未来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不断深化和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充分借鉴和运用既有理论成果，学科体系构建快，研究规范性强

中国特色新闻学在新闻传播学以及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属于相对年轻的研究范畴，因此可以以既有的理论成果为基础，发挥“后发优势”，汲取之前研究的经验教训，较快地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对相关理论成果的借鉴和运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升华和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天然地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紧密结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实践经历和思想总结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重要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源泉。这使得中国特色新闻学从一开始就有了深厚的理论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果，也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成熟的研究路径，而以当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为实践基础，中国特色新闻学在未来也有着丰富的研究对象。这些要素为未来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基础较为坚实，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理论建构、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理论叙事等基础问题的分析，规范性和科学性较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向着体系化发展，着眼于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高度关注学术规范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可以看到，2021年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都对学科理论构建、话语体系和学科范式等问题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这些研究帮助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起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对本领域的深化发展，特别是避免再次陷入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的“新闻无学”的质疑与争议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充分借鉴和运用其他研究领域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充分融入当代语境，使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内涵不断深化，研究范畴得到拓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当前的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和学术环境密不可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充分吸收借鉴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闻传播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才能形成具有当代中国风格和对世界有所贡献的研究成果。在2021年的研究中，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与数字媒介、媒体融合等时代命题紧密结合，与舆论学、传播学、国际传播等研究领域相互交融，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相互借鉴，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更好地融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当代语境，为当代新闻传播活动和学术研究提供更好的解释和指导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在承袭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成果的同时，表现出对既往研究取向的“否定之否定”

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是在百余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新出现的研究维度。因此在继承之前研究成果的同时，自然也对此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对于一些研究取向，还呈现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否定之否定”，在2021年的研究中，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学研究“去政治化”的趋向，中国特色新闻学自开展研究伊始就提出“把政治拉回来”（叶俊，2021a）。新闻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与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作为一门科学，新闻学又有着自己规律，因此如何平衡研究中学术规律和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新闻学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曾遭受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语录新闻学”（赵玉明、郭镇之，1999）对新闻学研究的破坏，以及受到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理论，特别是美国传播学理论引入中国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中国新闻学界一度出现了“去政治化”的研究趋向。但随着新闻实践和研究的发展，新闻学界的多数学者开始意识到，新闻学自身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其“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习近平，2014）。而中国新闻学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更加决定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必然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政治要素简单地“一去了之”必然会导致新闻学研究难以发展。因此，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了新闻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在明确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力求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新闻教育体系建设中也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与课程思政相结合。

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新闻学脱离现实，存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以及新闻学界和业界之间脱节的批评，中国特色新闻学高度关注“实践”的作用，将实践融入研究的各个环节。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到，2021年，“实践”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重要的关键词。从合法性到理论来源，再到研究议题的设定，让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1978）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相关研究中，既有针对过往中国新闻事业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分析，也有基于当代新闻传播实践产生的问题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学术观点，有关新闻业务和教学的研究也通过实践总结了经验成果。对“实践”的高度关注，使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构建更具生机活力，同时也为打通长久以来存在于新闻学界和业界之间的藩篱，促进双方交流借鉴起到助推作用。

最后，针对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以“西方研究的追随者”的形象出现，诸多研究者提出，要在积极推动新闻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同时，实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研究与世界的接轨，为全球新闻传播研究作出属于中国的应有的贡献。①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着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生搬硬套，缺少自身独特性的问题，这也使得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难以在国际上发出有价值的声音、难以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界开展平等的交流互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需要正确处理原生与外来，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在2021年的研究中，针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来源和发展目标，很多学者都提出要凸显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独特性，在同世界接轨的同时，努力为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另一种解释”（胡钰，2021），通过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界开展平等对话，相互吸收、借鉴，为全球新闻传播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展望与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习近平，2016）。这些要求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研究视角，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在未来要对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要求，推动创新发展，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支撑作用。

（一）多角度提出建议，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谋划发展路径

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宏观发展方向方面，有学者认为需要弄清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背景、意义及路径，善于从逻辑、框架与关系等方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勇于开拓数字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新路径（郑保卫，2021a）。而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历程为参照，有研究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创新要建立在中国国情和中国新闻实践的基础上，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指导思想上，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构建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关键（叶俊、刘佳，2021）。

美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向与路径是重要的参照和镜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应当明确本土化的需求和现实挑战，进一步激发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想象力（胡钰、陆洪磊，2021）。

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途径上，有学者在话语构建、学术规范、学术流派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季为民、刘博睿，2021）。

（二）对标“三大体系”建设，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稳步发展

通过总结2021年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近年来本领域的研究趋势，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在未来应在以下几方面不断强化，为完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发挥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支撑作用创造条件。

首先，立足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不断深化研究议题，探索研究进路，丰富研究成果，同时避免研究陷入重复化、同质化、口号化的问题。经过过去几年在学科合法性、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大量论证，可以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已经基本解决了“是什么”和“为什么有”这类有关学科宏观建制的问题。在未来，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应该逐渐走向中观和微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坚持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提升问题意识，将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立足实践，“挖深井”，努力形成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添砖加瓦。这也要求在开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时，要避免出现研究重复化、同质化、口号化的问题。特别是由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特殊的生成背景，以及可以预见的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较为热络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导致一些原本不属于本领域或者关联性不强的研究，经过一番“梳洗打扮、穿衣戴帽”之后，就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非但不利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发展，甚至可能导致这一新生的研究领域陷入“早衰”的尴尬境地，这是新闻传播学术界所不愿意看到，也应极力避免的问题。

其次，在学科体系上，加强理论创新，在继承中外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创见的新见解、新理论，不断丰富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16）。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新闻学乃至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最重要的途径。当前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这一巨大的理论源泉，在此基础上也吸收、借鉴了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成果以及周边学科的研究成果。面对当前传媒生态、传媒实践以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剧烈变化，新闻传播领域也呈现出大量的新问题、新动向需要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空间，要在继承成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代新闻传播实践成果，注重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在加强理论创新的同时，要不断完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的建设。过去一年，不少研究围绕“马工程”、新文科以及课程思政等议题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教育教学体系的建设提出了针对性意见，一些教育教学成果也展现出中国特色新闻学教育体系的蓬勃生机。在未来，要不断深化中国特色新闻学教育体系建设，在教材、师资、教学、实践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更多着力，让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在教育环节得到充分体现。

再次，在话语体系上，注意学术话语的生成和总结，提炼标志性、规范性的概念，让新闻学研究发出“中国声音”。话语体系是一个学科外在形态综合展现，包含了一系列术语和概念、观点和原则以及背后的表达逻辑等内容。2021年，相关研究针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逻辑、话语范式等问题有了深入的探讨，在未来要更加注意学术话语的生成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习近平，2016）。在未来，提出新概念、助力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张小平、蔡惠福，2021）。

最后，在学术体系上，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学术界是否出现或形成不同学派，既是理论研究能否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也是学术界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何秉孟，2002）。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同样要关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2021年，有文章回溯历史，总结了王中先生这位“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先行者”（任思蕴，2021）的学术生涯，而不只王中先生，包括甘惜分先生、方汉奇先生等老一辈新闻理论和新闻史学家，以及当代一大批在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等方面的代表性学者，其学术思想都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流派的重要资源。要基于历史、实践和理论的逻辑，不断总结学术成果、深化理论创新，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新闻传播“中国学派”，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支撑性作用，也在世界新闻传播学界发出中国声音，为新闻传播的全球议题提供中国方案。

①相关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陈功、蔡舒敏、赵乾：建设性新闻的适用性问题、本土化路径及价值，《当代传播》2021年第4期，84-86页；刘洁、高坤：超越空间：再论中国新闻学的本土化问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48-53页；叶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新闻理论的创新，《现代视听》2021年第6期，29-36页；王仕勇、郑保卫：育人功能视角下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三重逻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141-149页；郑保卫：构建更具主体性、创造性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7期，1页；胡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背景、理论起点与概念内涵，《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7期，5-14页，等。

本文引文格式：季为民、刘博睿：《中国特色新闻学2021 年研究综述》，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1期，3-18页。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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